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於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谬戾者。

曰，如此亦只是穷理矣。又见： 传习录上：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

本文中再度出现阳明对於知行先後的特殊解读意见。本文说性即是理又说性元不动，理元不动，这些思路差不多就是朱熹的存有论思路了，连命题意旨都相同了。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体，性也，性即理也。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

又见： 传习录中：来书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穷理，试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闻教告，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纵令静而有觉，稍悟本性，则亦定慧无用之见：果能知古今，达事变而致用於天下国家之实否乎？其曰：知者意之体，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又见： 传习录上：至善者，性也。未有不见是物，先有是事。

朱子当然可以与阳明有相同的对於工夫实践的反省观点，至於阳明批评朱熹一些哲学命题的观点则尽可发为经典诠释的讨论，但绝不会因此影响到两位儒者对於实践儒家价值宗旨的工夫论意见，这就是是否能准确理解文本，而从相应的哲学基本问题为进路，以分析问题的做法，能掌握正确的问题，则能理解阳明从何种进路说朱子晚年同於己意，至於朱熹一生主要的哲学意见，则可以说阳明多已发为文字，用力批评了，成不成立，後文将述。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下手处有毫厘千里之分。阳明因着实践的倡说，有若干话语似乎涉及到存在现象的唯心论解释，但究其实，王阳明的思路还说不清楚形上学的唯心论问题，倒是实践哲学的主体性认识的强调十分充足，因此或许是说得有些溢出，却仍不能否定他已经说出了形上学问题的唯心论立场的命题。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

此事物客观之道理含闻见之知义，亦含德性之知义，实践之即是诚正修齐治平诸项。阳明当然有提出有别於朱熹的说法，最主要的重点在於指摘朱熹之说法有析心与理为二的缺点，以及求至善於事物之中是义外之说，以及对格物致知说的不同於朱熹的诠释，但阳明又编《朱子晚年定论》，意图将朱学同於己学。

苟格物之说而果即穷理之义，则圣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穷理，而必为此转折不完之语，以启後世之弊邪？盖《大学》格物之说，自与《系辞》，穷理大旨虽同，而微有分辨：穷理者，兼格致诚正而为功也。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阳明以为知行合一说之提倡是因为时人将知行分做两截工夫，笔者认为提倡知行合一说甚有道理，但时人将知行分做两截工夫是时人的人病，并非朱熹有此主张。七、阳明论心意知物的关系 格物致知说是在《大学》文本中的概念，它原是连结於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四项工夫次第的观念，但阳明将四项次第工夫以一项本体工夫的意旨解读了，因此多出了心意知物的四合一的如何解释问题，於是心意知物成了同一个主体之心的四种状态，并以此发为晚年之四句教宗旨，参见： 传习录上：先生曰：然。

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至於哲学史作品本身的叙述脉络，常会是从对其它哲学着作的理解、诠释，从而创发新说，作为论述之途径，当然也会直接就所设想的问题发表新说，因此研究哲学史作品的方式便成为以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法为方法论架构，以哲学作品本身的经典诠释意见或特定哲学问题的主张意见为讨论对象，所展开的文本分析。是其一分一合之闲，而未免已启学者心、理为二之弊。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无先後之差。

本文之讨论，将主要以《传习录》文本为据。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

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当然，王阳明还是有一些形上学意见的表述，只是不成大宗，这就主要集中在对良知学的理论预设之良知概念之本体论意涵或存有论意涵的说明中。

又见： 传习录上：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闇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这又是孟子仁义内在说的意旨之再现，王阳明想的问题不是存有论地说普遍原理存在於心内还是事上的争辩，而是实践活动的落实是完成在主体性的价值自觉上还是外在事物的本身，那麽结论当然是完成在主体性的价值自觉之活动中，因此此心即此理，心即理即是心实现了理，此心即在如理的状态中，理的呈现只能因主体心的贯彻而有其可能，绝不在外在事物之道理的研议上。阳明关心的是主体是否真要实践，而不是主体要实践的道理是否需要讲求，後者是程朱的格物致知义，前者是阳明的格物致知义，因此阳明亦将穷理解为主体实践此理而为穷理之义。但旧说缠於胸中，尚有未脱然者。《新编中国哲学史三上》。

阳明生於明代以朱熹《四书集注》为科举取士的理学昌盛之时代，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但人人口说心不行，儒学知识成为只是求取功名之工具，并非自己心行实践的理想。三、王阳明哲学的研究进路 以下，将以王阳明的哲学基本问题研究进路、王阳明的经典诠释意见、王阳明对特定哲学问题的主张三项进路，说明研究王阳明哲学的进路。

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

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着处谓之物，只是一件。

然就如吾子之说，则知行之为合一并进，亦自断无可疑矣。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而阳明自己的格物致知说，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合心与理为一。……问，穷理何以即是尽性？曰：心之体，性也。

说心发一念即是主体心行要去有所作为，即是实有一事在实践进行中，故而凡意念之所在便是一物，故而格物即是就所意念而即之事之如何处置在心行上去其不正以归於正。如一念发在好善上，便实实落落去好善，一念发在恶恶上，便实实落落去恶恶，意之所发，既无不诚，则其本体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诚意。

使夔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此即阳明从主体实践与否来回答这个人之为恶的问题，从经验上说此说正确，从理论上说尚未究竟，应该给予人之所以可能为恶的普遍性命题之说明，亦即形上学的命题，朱熹为之，大有贡献於儒家哲学系统，王阳明没有讨论，亦不必因此批评王阳明，个人有个人天分上适合谈的问题及兴趣上更关心的问题，但绝不能忽视别人的问题更不能否定别人谈的问题，更更不能的是，因不解别人的问题而以为别人的答案主张有误。王龙溪强调此一状态为究竟处，正与其工夫虚玄之特质有关，无怪被批为入禅。

此外，朱王关系之衡定，与王阳明哲学在当代的讨论意见之反省两项尤为重要，此二项尤其直接关连。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穷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求孝之理於其亲，则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亲之身邪？假而果在於亲之身，则亲没之後，吾心遂无孝之理欤？见孺子之入井，必有恻隐之理。

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

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非以己意抑扬其闲，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

不然，则如来书所云三关、七返、九还之属，尚有无穷可疑者也。此外，本体工夫预设了本体，这就有了形上学意味的哲学讨论，就此而言，阳明倡说最力的就是良知概念，良知就是本体、就是心体、就是道、就是性，良知有种种特色，因此展开动静、善恶、有无诸说，但亦都是为了致良知之本体工夫论作为理论依据而提出的。